“读书时间”是中央电视台一个“小节目”。每次播出似乎不过十几分钟。一位主持人与一位“嘉宾”（一般是作者或编者）相对而坐，侃侃而谈，介绍或评价一本书。然而在1998年夏天，为了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，回顾新时期以来的出版事业和读书活动，却花大本钱、大力气组织了一台“特大型”节目，时间长达一小时，国庆节在中央台一套首次播出，自10月3日起又在中央台各套多次重播。为筹办这台节目，邀请了几十位著名作家、科学家、学者和编辑、出版方面的专家作为“嘉宾”，从中央到各省、市、自治区的上百家出版社、报社、杂志社、电视台和广播电台派出社长、总编、主编、栏目或节目主持人参加。所有这些人乘飞机、火车于7月16、17日赶到上海、南京或无锡，再由接待人员用汽车送往无锡郊区一座宾馆。18日到太湖“水浒城”摄影棚搞“彩排”，19日下午正式“开拍”，几百人在几万瓦的水银灯照射下整整工作了四个半小时。没有报酬，又热又累，但大家都很专注、很投入，不但没有怨言，相反都情绪很好，包括张贤亮、魏明伦、贾平凹、余秋雨等名流才子。因为大家都明白，这是在纪念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伟大事件，回顾一段绝对不应忘怀的历史。
少数参加者不是自行前往，而是于7月17日上午在北京站那个巨大的“京”字下集中，那里有打着“中央电视台·读书时间”标识的人在等候。我赶到时，已经有了八九个人。我只认得出其中的张贤亮。我们登上409次列车，十一点半驶离北京站。那是一节硬卧车厢，乘客满员，其中参加这次节目的约有二三十人。给几位年岁大些地位高些的安排了下铺。
我也得到这种“照顾”。对面下铺那位年约花甲，个头不高，戴着眼镜，身体健壮，精力充沛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位管文学节目的女编辑认出了他，赶忙过来打招呼，叫他什么“老师”，坐下来热情攀谈，叽哩呱啦无所不至。我听见半句“您的……《金光大道》……带来了么”之类，他说“带来了”。我心想：啊，这人就是《金光大道》的作者，浩然？我不由得多瞥了他几眼。直至翌日清晨在无锡下车，我没跟他搭一句腔。
在宾馆住下之后，才知他不是浩然，而是话剧演员曹灿，曾以长篇连播著称，“文革”后期播过《金光大道》。据说既是回顾改革开放二十年，这二十年总得有个来龙去脉。那么，二十年以前是什么呢？是“文革”。“文革”中有什么“出版事业和读书活动”呢？跟“文学”搭得上界的只有《金光大道》，似乎还有个《艳阳天》，作家当然也只剩下了一个浩然。节目策划人大概是对浩然不感兴趣，又不能不考虑那段史实，于是采用变通手法，不邀请浩然而是请曹灿来表演当年的拿手戏，朗诵《金光大道》片断。人总是有倾向、有情绪的。我确切地知道，这种在当代文学史上确实具有某种代表性但因节目策划人“不感兴趣”而未被邀请的，非此一例。
直到18日下午“彩排”，曹灿的使命尚无变化。但19日下午“开拍”时，情况却变了：曹灿仍然登台朗诵，但朗诵的不是《金光大道》，而是高玉宝的《半夜鸡叫》片断。那高亢的“喔——喔——喔”声惟妙惟肖，大家都笑起来，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
直到19日夜里，我才得知这种变化的缘由：原来是历来豪爽不羁的魏明伦慷慨陈辞，反对上《金光大道》，说那会引起人们的厌恶和反感，说那代表中国当代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时日，说那种作家和作品鼓吹的不是“金光”而是“精光”，为早已被实践证明是“左”的和错误的东西张目，等等。
一台如此重大的节目，其内容起码早在半年前就已敲定；而且除节目制作人员外，中央台主管部门负责人也至迟在19日上午从北京赶来，亲临现场。尽管如此，他们仍然“从善如流”，当机立断，接受了魏明伦的意见，在“实拍”时作了调整。他们说他们也早有同感，不过实在不知道“文革”期间还有什么文学作品，怎么办呢？于是“巴山鬼才”建议选用高玉宝的《半夜鸡叫》。
《半夜鸡叫》其实并非“文革”期间的作品。它问世于50年代前期，文学水平并不高，不过却是“文革”期间未被剿灭、仍被允许“活着”的极少数几个文学作品之一。于是荣幸入选。
每隔一段时间，围绕浩然就得热闹一番，而且这种热闹一般都是由浩然本人或其一两位追随者引起的。我将1998年夏天发生的这件事写出来，也算是给“浩然热”加个旁注吧。“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”。据我所知，参加那次节目的几乎所有人都是这种想法，只是魏明伦一人说了出来而已。
